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ChenSi，原文標題：《新加坡：我們最終都離開了那個小酒館 | My City in 2022》，頭圖來自：F.A.LEONARD（內文配圖）

克里斯托弗在我家樓下開酒館的時候，一幫鄰居都在等著看他的笑話。

我們算是看著他的酒館開業的。2020年4月，新冠疫情在新加坡的客工宿舍大范圍流傳，政府關閉學校、餐廳和一切人群聚集的場所，整整兩個月；所有的施工工地也因此停業，我們家門口那棟在建公寓也一直擱置著。到了七月份，各個場合重新開放，工程也重新開展，我們饒有興致地看著門口那棟樓終于完工，每次有新住戶搬進去都興奮不已，恨不得拿個望遠鏡偷窺，畢竟這是這段時間以來唯一令人興奮的變化。樓下開起了超市、托兒所，然后就是克里斯托弗的酒館。

我家這一帶，雖然有那么幾棟新建的公寓，但總的來說，不屬于外國人集中居住的片區。以地鐵線為界，北面是四棟新型公寓，南面則是新加坡政府建的組屋區（類似于香港的公屋或是中國大陸的經濟適用房）。

在南面組屋區，當地人每天早晨穿著短褲拖鞋，去自己熟識幾十年的咖啡店，坐下來點一杯“鴛鴦”咖啡（一半奶茶、一半奶咖的混合飲品）。對于克里斯托弗開的這種德式啤酒館，熱衷美食嘗鮮的當地人大概率會好奇、覺得新鮮，來吃個幾次，嘗過了簡單菜單上的大部分菜品以后，就不再光顧。

而北面公寓區、我們所租住的房子，大多由來自新加坡周邊的東南亞國家的富人以投資為目的購買，再出租給外國人。本區大部分外國人是外派來新的日本家庭，因為日本學校就在附近；男人很少出現，可能是忙于工作和應酬；女人們大部分在家育兒，彼此之間時常聚在一起說日語，但不知是因為文化差異還是英文不好，她們都不太與其他家庭打交道。公寓里也有一些華人家庭，以及來自歐洲、美洲或者澳洲的白人，大家的關系僅限于在電梯里或泳池邊打個招呼。

而德國人克里斯托弗在這樣一個地點，這樣一個時間——新加坡剛剛從第一次為期一個月的全面封城中解封——選擇開了一家酒館，不由得讓我好奇，他將怎樣經營他的酒館，誰又會成為他的常客。

圖片來自F.A.LEO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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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這家新開業的酒館，我們點了店里的招牌——德式烤豬肘。一個穿深藍色馬球衫的中年男人走過來，可能是聽到了我們的法語對話，他也用生硬的法語與我們攀談。男人滿頭灰發，身材倒是保持得很不錯，沒有當地大部分中年白人的啤酒肚，氣色也很好，笑容滿面。他自我介紹叫克里斯托弗，是這家店的店主，德國人，三年前來的新加坡，之前在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德國餐廳做主廚，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開一個屬于自己的酒館兼餐廳，賣正宗的德國啤酒和烤豬肘。

克里斯托弗為我們端來紅酒。出乎意料地，他把酒倒進我的杯子里，讓我先品嘗。

西餐廳里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客人點了葡萄酒的話，餐廳老板開酒之后，要先倒出來一點點，給餐桌上那個最重要的客人，或者看起來最懂酒的人，讓ta品嘗；確認過沒有木頭塞味道之后，才正式給餐桌上的所有客人倒酒。

自從來到新加坡后，我就注意到一點：餐廳里的試酒，服務生永遠都是先倒給我先生，而不是我。此外，點菜和買單，服務員都會如同默認一般，只對著我先生說話，從來不看我。甚至連我們一起去做腳底按摩，按摩館也是默認將更有經驗、按得更好的服務員派給我先生而不是我。

我不知道因為他是男人，還是因為他是白人，或是二者兼有，這種約定俗成的歧視讓我感覺不快，想拿著信用卡懟到他們鼻子底下，告訴他們，我是女性，是亞洲人，但同樣也是家里賺錢買單的主力。

在此背景下，克里斯這個尊重的舉動，瞬間贏得了我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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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們常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呆著，有時候全家一起來吃飯，有時候放工之后來這里喝一杯，放松一下。

新加坡從2020年3月開始，所有條件允許的企業都應讓員工在家工作。在家上班，聽起來十分誘人，實際操作起來并沒有那么愉快。由于員工人不在公司，彼此之間見不到面，大家都想要證明自己確實是在工作，于是對同事、客戶發來的會議邀請不敢拒絕，久之行程表便越來越滿；另一方面，老板們看不見員工，難免焦慮，總想著不要讓他們鉆了空子，各種奪命連環call、WhatsApp消息輪番轟炸，無論是午飯時、如廁時、晚上給孩子講故事時，直到深夜，只要老板還沒休息，員工就不敢不回消息。

新加坡沒有四季，整個2020年，我感覺自己每一天的日子都一樣：早上起來，八點鐘開始投入第一個會議，一直到深夜，往往過了午夜，才回完老板的最后一條消息。中途有時會停下來吃飯，有時不會。日子與日子之間，并無區別。

直到一天，在掛掉電話，將鼠標用力摔在地上、眼見它四分五裂時，我意識到，這個狀態不對。我必須給自己一點放松的時間。

于是，每天傍晚六點鐘，不管會議有沒有開完，我都會準時出現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要一杯當日特惠的酒，如果有電話會議，就掛上耳機開會；如果碰巧有半小時的空隙，就望著酒館門前的空地，腦子里放空，什么也不想。

疫情期間，停車場上無人的游客大巴

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我們結識了越來越多住在附近的人們，大部分是外國人。有我們同層樓的鄰居，愛爾蘭夫婦斯蒂芬和伊瑪，他們在新加坡的國際學校當老師；本來我們在同一樓層，從未互相打過招呼，因為都去克里斯托弗小酒館的緣故，反而混熟了，發展到我家的貓每天都會跑去他們家玩的地步。還有我保險業的同行、隔壁樓的法國人瑞杰，我們因為都喜歡一起去酒館里工作、都用法語打電話而互相攀談起來，交談之中發現雙方的娃竟然是幼兒園同班同學。

在酒館結識混熟的鄰居當中，和我們關系最好的當屬西蒙和瑪麗一家。這是一對法國夫婦，帶著7歲和4歲兩個小女兒。不同于大部分外派家庭的夫唱婦隨——先生被外派過來，太太便帶著孩子跟著，他們家是由瑪麗外派過來的。

瑪麗在谷歌工作，是大數據工程師，正是新加坡急缺的人才；西蒙跟著太太過來后，就遇上了疫情，當了一段時間的全職爸爸。他熱愛美食也愛美酒，做得一手好菜，每餐飯必小酌一杯，逐漸喝出了一個小肚子。由于聊得來，也因為兩家孩子年紀相仿，我們與西蒙瑪麗時常聚會，經常是這個周末我們去他們家吃飯，下個周末他們來我們家游泳。

原本外國居民和游客聚集的羅伯遜碼頭，在疫情封城期間，空無一人

2020年的圣誕節，和大部分生活在新加坡的外國人一樣，我們沒能回家過“年”。

新加坡在2020年的六月份已經結束了居家隔離的“斷路器”時期，堂食開放了，學校重開了，居民們也可以自由地去公園、商場、健身房。只是人人一只無論何時何地都焊在臉上的口罩，提醒著病毒的無處不在。

聚會也始終限制人數，根據疫情輕重緩急，從二人到五人到八人不等。我們的小區曾出過一件大事：有一戶屋主請了超過規定人數的朋友來家里聚餐，結果被小區攝像頭拍到，第二天收到新加坡移民局通知，限他們全家卷席鋪蓋48小時內離境，永世不得再入境新加坡。那畫面在疫情兩年來長期占據我的腦海，更加深了我長期作為外國人、時刻準備著被趕出國境的焦慮感。

在整個疫情封閉期間，新加坡關閉了國境，只出不能入。如果選擇離開國境，基本上就不可能回來了。

圖片來自F.A.LEONARD

進入圣誕月——十二月份以來，那些不能回家、鄉愁無處釋放的外國鄰居們，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里不知道聚過多少次餐。當然，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計算好了人數，絕不超過政府規定的上限。

那段時間，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迎來了新的合伙人——俄羅斯人歐萊格。這位新老板就住在我們的公寓樓里，他的身體面積很寬，竟然還說得一口標準的中文，稱自己在上海呆過七年。

我們和瑪麗西蒙一家，將今年的圣誕聚餐就設在了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在兩位老板熱情的推薦之下，我們嘗了圣誕節新推出的菜，俄羅斯沙拉。剛吃了一口，幾個來自中法美食大國的人彼此默默對視一眼，心照不宣地把吃進嘴里那裹滿了工業蛋黃醬的塑料味兒、沒煮熟的土豆吐進了餐巾紙。

圣誕特供的德式烤鵝卻很驚艷，一只肥美的小鵝對半切開，表皮均勻地烤得焦黃香脆，內里卻一點兒也不柴，一切開，粉色的鵝肉往外漾出汁兒來，配上德式酸菜，正好化解了油膩。克里斯托弗不愧是前米其林餐廳大廚啊。

餐后，我帶著早就坐不住了的娃，出去酒館門口透透風。酒館連同門口的小小的廣場，都屬于這棟新公寓，有一個很小的兒童游樂園，提供給公寓里的住戶們使用；靠近馬路邊，種滿了一排美人蕉，葉片碩大肥厚，花朵鮮紅似血。在我的家鄉，那個靠近熱帶的南方小城，也有許多這樣的美人蕉；由于工作、跨洲遷徙和疫情等原因，我已經整整三年沒能回家了。

克里斯托弗在小廣場上抽煙。灰白色煙霧升起，仿佛把他的額發染得更白了一些。不同于歐萊格，克里斯托弗不住在這一帶，有時我晚回家，也會看見他在這個廣場上抽著煙，等著網約車到來；身后是打烊的酒館，熄了大部分的燈，如同沉睡的獸。

我回頭，看向他身后的酒館。這是圣誕節，人們也藉此想要多呆一點時間，因此酒館里仍然人滿為患。然而新加坡自從疫情以來便頒布了10點半以后不能喝酒的禁酒令，克里斯托弗因此被罰過8000新幣，所以此刻桌上的酒早就收掉了。

“你聽說了嗎，傳聞堂食又要關了？”

克里斯迅速掃了一眼周圍，用嘴型無聲地吐出一句F開頭的粗話。“關了開，開了關，什么時候是個頭？”

我也沉默了。酒館里的熱鬧氣氛卻不減，燈火通明；然而沒有了酒精的驅使，仿佛又少了點什么，客人們的喧鬧聲中，透著一點點強作歡顏的意味來。

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關閉堂食前一天，所有的桌椅都被收起來了

3

從2020到2021年，新加坡前后一共經歷了三次管控。每一次，根據疫情的輕重緩急，以及疫苗的普及程度，最嚴重的時候，關商場關餐館關學校，人人居家隔離；輕則禁堂食，或是限二人同桌。有段時間，我們一家三口去餐館，卻要分成兩桌坐，而且為防彼此之間交談互動，兩桌還必須分隔得遠遠的。曾經就出現過我倆坐在門口的桌子上吃飯、兒子一人遠遠地獨占一張小桌子津津有味地看視頻的滑稽場景。

一桌僅限二人堂食，一家三口得分成兩桌坐

然而到了2021年秋天，形勢卻突然好轉。那時，世界性的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了一年半，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島國，也關閉了一年半。九月份，新加坡宣布允許出入境，并頒布了新的政策：世界各國被新加坡政府分為了四個不同的等級，等級不同，入境政策也不同。第一梯隊如中國，進新加坡可以入境免隔離，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仍然吸引不來中國游客。法國處于第二等級，可以入境，但需酒店隔離14天。到了十月份，14天的酒店隔離變成了居家隔離。

我們心動了，西蒙瑪麗心動了，所有近兩年沒回家的異鄉人們都心動了。鄰居之間，酒館客人之間，大家最經常問彼此的問題就是，今年圣誕，回不回家？

2021年10月19日，我仍然記得那個日子，新加坡宣布包括法國在內的11個國家加入“旅行走廊”計劃，所有人入境新加坡免隔離。我第一時間翻出保險柜深處的護照，近兩年沒見天日，護照封皮上已經長出了白色的霉斑。去法國的機票是半年前就買好了的，買的時候并未抱有希望能成行，最好的打算是帶著孩子居家隔離，沒想到現在連隔離都不需要了。我立刻通知在法國的親朋好友，并在網上下單了近十公斤的芒果干、榴蓮酥、咸蛋黃魚皮、肉骨茶包等新加坡特產，準備帶回法國。

時隔兩年，終于要第一次離開小島了。

克里斯托弗仍舊一個人在門口的小廣場上抽煙。我問他，圣誕節打算回家嗎。

“我不回去。”克里斯托弗把盤子放在我們的桌上，想了想又補充道，“孩子們今年要去他們媽媽的新家過節呢。我前妻今年剛剛再婚了。”

一時間，我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克里斯托弗沖我笑笑，走回吧臺，將上頭放著的半杯啤酒一飲而盡。

圖片來自F.A.LEONARD

4

2022年初，從歐洲回來后，我們就沒有再去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聚過。

年前，像疫情期間新加坡的大多數公司一樣，我所在的公司再次經歷裁員，目標是整個COO辦公室底下的近30人一個不留。除夕當天早晨，我穿著過年的紅裙子，外面套了黑西裝，去一家公司面試；面完試再趕回家做年午飯。我請了瑞杰一家和西蒙瑪麗一家——新加坡已經進一步開放，允許最多十人聚會——來家里感受過中國年的氣氛。我準備做盆菜和餃子，盆菜里有十幾種不同的食材，由于煮熟的時間不一樣，需要分別燙熟，以滿足不同的火候，因此做起來特別麻煩。我將海參、鮑魚、鮮貝、鮮蝦、燒肉、白菜、西蘭花以及各種丸子等，一樣一樣分別放入滾水里，一邊掐表看時間撈起。

手機振動，收到了瑞杰的一條消息。是一張圖片，不用放大就能看清楚：測試劑上清晰的兩條淺紅色的線，和不想要孩子的人的驗孕棒一樣，觸目驚心。

“我陽了。今晚我們全家都去不了了，真對不起。”

我們的年午飯，就只剩下西蒙瑪麗和他們的孩子們四位賓客了。從前回家過年，我奶奶家是個大家庭，總能聚齊二三十人來，開兩桌，一桌喝酒的，一桌不喝酒的。海邊的城市，年夜飯不吃餃子，但總繞不開各種海鮮珍肴：多寶魚，斑節蝦，鮮魷魚，活章魚，蝦姑，也一定有海參鮑魚等硬菜。還有我魂牽夢縈的家鄉炒米粉，春節的畫面里，總少不了奶奶掂著大鐵鍋、翻炒著里面的香菇、韭菜、蝦皮、紅燒豬皮，和供十來人吃的米粉的景象。

我看著眼前正在滾水里打轉的西蘭花，一滴眼淚掉進鍋里。擦干眼淚，繼續對付眼前的菜。還有不到一個小時，客人就要來了。

等到手忙腳亂做好盆菜，我才發現餃子皮忘記從冷凍格里拿出來，原本計劃和孩子們的餃子工作坊也泡湯了。三個正處于頑劣年齡的小孩在家里跑來跑去，將家里所有的玩具都翻出來攤了一地，剩下僅有的幾處空白，被他們用水彩顏料和吃剩的米粉撒滿，沒個落腳的地方。

一頓飯吃到下午四點鐘，賓客們走了，先生也帶著孩子出門了。我一個人把整個家重新打掃了一遍，好不容易收拾妥當，匆匆忙忙洗個澡，剛想給國內的父母打個電話，先生和孩子又回來了，我只好頂著一頭還沒來得及洗掉發膜的頭發，又開始給孩子做飯。前一天準備了太多餃子餡，吃完晚餐，我又開始包餃子，一直包到了晚上十點。

從前在家過年，叔嬸姑伯們從早上開始洗菜切菜，蒸煮炒炸，一個一個的菜端上桌，孩子們吃得不亦樂乎，但總有人留在廚房忙碌，好不容易擦干手上桌吃飯，圍裙還沒摘，就要收拾清理了。原來做主婦，單打獨斗地準備年菜，再獨自收拾一切，是這樣的滋味。

年就這樣過完了。這是我第七個沒有回家過年的年頭，也是我第四年沒能回家。而我的奶奶，過完年，也100歲了。有生之年，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到她。

沾著一頭一手的面粉，我站在廚房里，突然就崩潰大哭起來。

新加坡的傳統年夜飯里必有這么一道“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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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新加坡徹底開放了。出國旅游，入境時不再需要做核酸檢測；堂食聚會不限制人數，夜店開放，卡拉OK開放；在室外也不再需要戴口罩。我們生活中最明顯的變化，是各種活動增加了：攀巖、舞蹈課，雖然室內運動還要戴口罩，但這些需要互動的運動項目在疫情期間是沒有的；健身房、高爾夫球這些之前保持運營、但由于限制人數一直很難約到時間的運動，現在也變得非常容易預約。

興奮于新加坡的新變化，我和先生每天都在興致勃勃地策劃，接下來要去哪里過周末或旅行。先是帶孩子去了離新加坡最近最方便的馬來西亞樂高王國過周末，又去了泰國和菲律賓旅行。五一長假的最后一天是個周日，我們旅游回來，到達新加坡樟宜機場，根本叫不到網約車，所有人都在的士搭乘點排隊等車。看著眼前至少折疊了五六層的長長隊伍，竟然隱隱鼻酸，心生感動——過去那個繁華喧囂的新加坡，那個人山人海的樟宜機場，終于回來了。

解封后的樟宜機場，又見長長的打車隊伍

不記得是從哪一天起，我們不再與西蒙和瑪麗每周相聚了。周間，大家都有活動安排；周末，不是我們在新山，就是他們在普吉島。即使是那些大家都在新加坡的時候，也都各自有局。每次互相發短信問候，對方總是顯得很忙，時間一直約到兩三周以后；想必他們眼里，我們也是如此，匆匆忙忙，漫不經心的一句“哦你沒空，那下次再約啊！”之后就再沒有了下文。想起那些和鄰居們相聚在克里斯托弗小酒館的日子，恍若隔世。

我也忘了，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沒再見到克里斯托弗出現在他的酒館里。居家辦公的日子結束了，我回到了辦公室上班，傍晚不再去他的酒館開電話會議。下班的時候，總會經過酒館門口的小廣場，來往的行人似乎變多了；大部分人仍舊習慣性地戴著口罩，盡管新加坡的室外口罩令已經取消了。然而酒館里的賓客好像沒有變多，沒看到疫情后的“報復性消費”。也許是因為開放的夜間活動場所越來越多，可供選擇的去處增加了，人們便不再執著于同一家熟悉的餐館，而是到處嘗鮮去了。

幸而晚上10點半的禁酒令結束了。酒館的室外座椅里，常有酒客抱著一升裝的啤酒杯，一直坐到深夜。

然而我還是沒有看見克里斯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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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的一天，我在家聽到貓在門外走廊叫了幾聲后，傳來了開門聲。探頭一看，伊瑪穿著家居服站在門口。我走過去與她攀談。

“我們已經決定，下個月學校的學期結束，我們就回愛爾蘭，徹底搬回去。”伊瑪說。

我有些詫異。我理解這種在小島上被困兩年、期待回歸自由的心情，但新加坡已全面開放，大家都開始到處旅游；他們這時候回去，不是可惜了嗎？

“我和斯蒂芬兩家是鄰居，高中成了戀人。大學畢業后一起去間隔年，環游世界，后來到新加坡，找到了現在的工作，又一起經歷過疫情，經歷了高低起伏種種，漸生退意。也許是時候結束旅程，回到家鄉，陪伴父母，也建立屬于自己的家庭了吧。”

我點點頭。二十出頭就獨自到國外生活，那種始終作為異鄉人的格格不入，常年漂泊在外萌生出的倦意；有時深夜醒來，面對夢外的黑暗，需要恍惚很久才能確認自己身在何地。這樣的時刻，在我十幾年的國外旅居生涯中，又何嘗沒有出現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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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當我們和西蒙瑪麗一家再次聚集在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時，發現自從三月底開放以來，我們就沒再聚會過；而上一次一起來到克里斯托弗的小酒館，竟然已經是去年圣誕節前的事了。世界仿佛被分成了“疫情前”和“疫情后”兩個突兀的象限，各自瞪大了眼睛，認不出彼此。

克里斯托弗不在那里。他的俄羅斯合伙人歐萊格坐在酒吧后面調酒。旁邊一小杯伏特加，是給他自己的。我們禮貌地向他詢問，好久沒看見克里斯托弗了，是不是去度假了，或者回家了。

歐萊格的臉上突然出現了一種不太自然的表情，幾秒鐘之后，生硬地回答，“對，他已經不在這里了。”

已經不在這里了。這句話有許多層含義，他現在不在餐館、去休假了？他離開餐館，不再這里工作了？還是他徹底離開新加坡了？

歐萊格低下頭，繼續專注調他的酒，沒有再和我們說話。我們回到桌上，默默地舉杯。菜單換了新的，許多之前的菜都沒有了，譬如我們都很愛的慕尼黑白香腸；之前試行過的幾道菜如俄羅斯土豆沙拉，已經被正式放進了菜單里。我們點了招牌菜德式烤豬手，烤成金黃的外皮仍然酥脆，但打開來，里面的肉干硬如柴，沒有了以前一口咬下去就往外溢出的噴香肉汁。我們用不太尖銳的刀用力切著肉，這的確不是克里斯托弗做的烤豬手了。

外面扎堆的年輕人不知道在看什么比賽，轟地爆發出歡呼聲。禁酒令結束，不再需要在10：30 匆匆收掉桌上的酒杯。我們也不用頻頻看表，可以從容地分完瓶子里的紅酒。

但我們以后也許不會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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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Chen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