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潘文捷，編輯：黃月、尹清露，頭圖來自：《人民的名義》劇照

你有聽說過“局里局氣”、“廳里廳氣”的男性穿搭時尚嗎？這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機關干部風，是頗具中國特色的潮流時尚。今天，當人們說起“廳局”，想到的絕不是中年人的肚腩、禿頂和枸杞保溫杯，而是沉穩、可靠、安全感。

就算只是夾克襯衫西褲老三樣，似乎也具有了別樣的魅力。在這一風尚的面前，似乎什么港風復古、鹽系穿搭、雅痞風機車風都顯得不務正業了起來。

“廳局風”穿搭時尚的流行只是表面，其底色大概是對“體制內”的向往。有一段時間，社交網絡上隨處可見贊美“體制內男友”的文案。抖音@張什么陽 寫道：“你現在還太年輕，喜歡狼尾和腹肌，以后你就會知道，開著大眾，車里放著國旗，談吐大方，端莊得體，工作努力的男人有多香。”

小紅書@小武喜歡旅行 則寫道：“等你長大了就知道，拿著五險一金，工作努力，圈子感覺，舉止優雅，中控臺擺著國旗，后備箱放單位發的米面油的男生有多香。”

公務員屬于國家公務人員，行政編制，無疑是最穩定的職業之一。近年來，年輕人考公的熱情越來越高，2021年全國公務員招考通過資格審查的人數是212萬，創歷年新高。就連不少明星、愛豆都在向體制內靠攏。

2017年，SNH48成員陳逸菲考入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隨后，劉昊然作為中國煤礦文工團代表參加全國第十一屆全國文代會的消息上了熱搜，引發熱議，被譽為“高干文學照進現實”。

在《夢華錄》爆火后，網友發現陳曉穿著西裝去開會，進而發現他竟然是文聯的理事、父母都是公務員，這引發了一片贊美。體制內的工資和明星的收入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但考公考編依然成為了他們熱衷的選擇。

一、“廳局風”為何總對應著“體制內”男友？

徐魯青：“廳局風”一般是黑白配色的襯衫夾克吧。

葉青：“廳局風”還有一個特點，是一定要把襯衫或者上衣扎進褲子里，在我看來這還挺考驗身材的。當然這里不是在身材羞辱或者強調說只有腹部無贅肉者才有資格這樣穿，穿衣和體型是一個人的自由，只是我個人目前尚未和小肚子達成和解，不敢嘗試這種穿法，也覺得他們很有自信，很棒。

美國歌手Lizzo自出道以來因身材招來了不少非議，她認為每種身型都是正當的、性感的，都值得被喜愛，每個人都該對自己的身材感到自信。

林子人：我覺得有點意思的是，現在人們討論“廳局風”時似乎默認所指的是一個男性，比如我腦海里立刻浮現的是穿短袖polo杉、系黑色皮帶、腳踏黑色皮鞋的中年男性形象。

就算是在婚戀市場的語境內討論“廳局風”所代表的某種“穩穩的幸福”。目前我們看到的相關討論多為女性視角中的“體制內男友”，為什么“體制內女友”就沒能調動起男性同樣強烈的憧憬呢？這值得深思。

徐魯青：這個角度太有趣了！其實單是想“公務員”這個詞，我腦子里出現的都是一個男性形象。但“體制內女友”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不是“廳”和“局”，而是有編制的女教師（而且最好別是大學的），是不是因為這樣不至于太有權勢，風頭蓋過老公，又可以不愁未來小孩教育？之前豆瓣上很多人調侃山東男人的最大理想，是考上公務員娶個女教師，我感覺其實全國都這樣。

尹清露：看到這股“廳局風”風刮起來，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初國內流行的“西裝熱”，即使是農民工也會放棄粗糙的工服，穿著西裝敞著懷神氣十足地走在街上，或者直接穿西裝在工地上砌墻。

從視覺角度分析，西裝看上去和“廳局風”的深色夾克外套挺像的，但它們承載的集體記憶其實非常不同。西裝代表了那個時期對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消費的渴望，以及積極的城鄉流動性，“一身城里人模樣”的農民工回到家也會被父老鄉親高看兩眼。

同時，西裝的“高貴”特質被鄉村漢子們徹底平民化了，它不再僅僅代表地位和權力。這也是時尚中的常見現象，處于話語權低位的人可以通過服裝來混淆階層概念，從而解構特定服裝風格原本的含義，而這些風格往往屬于特權人士，他們用穿衣打扮來彰顯自己的“排他性”。

但是“廳局穿搭”顯示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趨勢。疫情之后，農民工主要的就業來源——服務業遭受的打擊太大了，撐不下去的人只能選擇留鄉或者返鄉；畢業生對工作的要求也變成了“不會隨時被炒、公司不會突然倒閉”，傾向于尋求更穩定的生活，以為模仿領導的穿衣風格就能向權力靠攏。

從而，服裝只剩下被頂禮膜拜的“排他性”，而沒有了“僭越感”和階層之間的互動，這可能是比較值得警惕的。

不過好在，所謂廳局風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調侃，而不是人人都會嘗試的穿衣實踐，那些引起好評的“體制內男友風”也得有顏值或者時髦的發型撐著（比如劉昊然）。

還有人吐槽說，吹捧這類穿搭的人只是在瞎胡鬧，其實根本不了解體制內的穿衣規則，所以大家更多還是用這種調侃來表達焦慮的心情吧。

二、體制內的吸引力與什么相關？

徐魯青：公務員考試是1999年開始的，但那時競爭并不怎么激烈，反而很多年輕人愿意放棄體制內“鐵飯碗”，去外企謀一份工作。之前讀到過一篇關于上海最早一批外企的文章，1993年，一個外企中層管理能拿四千多的月薪，當時上海市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只有471元。

職業潮流是很能反映時代變遷的。十來年前房地產行業很吃香，當時有學長投萬科的簡歷，說要面試八輪，在第六輪被篩下來了；我不知道現在萬科什么情況了，但大學土木工程和建筑專業的錄取分一年比一年低。

到我本科畢業那會兒，進互聯網大廠是人們的第一選擇，盡管996上廁所也有電子計時器，但大家每日免費吃肉吃蝦，零食無數，未來似乎還有指望，升不了管理層，35歲被裁了也可以回老家買房。

記者現在的工資是很低的，但曾經也是高薪職業。我剛入職的時候聽說，十多年前記者一個月的薪水相當于北京一平米的房（有待考證），那時的新聞行業似乎理想主義和面包兼得。但這十多年來，記者薪資一直沒漲過。

林子人：當經濟環境趨于惡劣的時候，人們在求職時會將穩定性放在考量首位，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中國。幾年前我采訪過一位日本外務省的公務員，她告訴我，日本在進入“就業冰河期”后，公務員的報考人數出現了顯著上升。

而且在日本，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是挺不同的兩種職業路徑，從私營部門跳到公共部門的人比從公共部門“下海”進入私營部門的人要少得多，她自己就是一個少見的在企業里工作了一段時間再成為公務員的例子。

從個體的角度來說，求穩的職業選擇當然是理性的，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這或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吧，因為它說明社會的活力、創新和冒險意識在走低。

想想還是會感嘆時移世易。我上大學的時候，BAT的吸引力還不敵外企，學長學姐回校傳授快消品公司管培生的面試經驗，臺下的我們都對他們成熟又business-savvy的職場精英模樣艷羨不已。等我開始工作的前兩年，不僅本土互聯網大廠超越外企成為香餑餑（我記得我曾采訪過一位大學畢業生，他說不想去外企，因為“外企是養老的地方”），而且創業潮如火如荼地展開，回到大學和學弟學妹聊天，發現校園里都涌動著創業的野心。

接著就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然后我們就到了年輕人一心“考公上岸”的當下。真是世事無常。

三、全球勞動者的工作穩定性，水平都在下降

林子人：這兩天，我在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米努什·沙菲克（Michouche Shafik）的《新社會契約》，她在書中以育兒、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等重要民生問題為切入口，討論了我們應該如何重構后疫情時代的社會關系，建設一個更包容的、人人都有希望過上更美好生活的社會。

在關于就業的章節里，沙菲克指出，過去幾十年里全球各地（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勞動者的工作穩定性水平都在下降。

在發達國家，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的放松勞動力市場監管導致了一個意外結果：雇主為了降低人力成本，越來越倚重零工經濟，將越來越多的工作外包給非正式員工。于是形成了一個兩級勞動力市場：受監管程度較高且正規的勞動力市場，與受監管程度較低且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

而許多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情況則是，多數勞動力集中在“非正規部門”，國家為了彌補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充分，為少數就職于正規部門的勞動者擴大勞動力市場監管范圍，但此舉同樣帶來了一個兩級勞動力市場——“只有正規部門的勞動者能得到保障，正規部門外的勞動者（通常是年輕人和窮人）得不到保障。”

我在想，“宇宙的盡頭是體制內”這個說法所反映的，是不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兩級勞動力市場：更靈活也因此更缺乏穩定性和安全感的私營部門勞動力市場，以及相對有更穩定預期的公共部門勞動力市場。

在理想條件下，每個勞動者應該享有充分自由，能根據自己的能力與志向選擇進入哪個市場，但當人們對其中一個市場出現了明顯的偏好，特別是對風險出現了顯著憎惡，那一定說明這個“兩級勞動力市場”是有問題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潘文捷，編輯：黃月、尹清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