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經典 （ID：Thinkingdom），作者：Sherry，頭圖來自：《三年A班：從現在起，大家都是人質》

近年來，中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連創新高，2022年首次突破千萬。與此同時，就業形勢愈發緊張。

比起高薪卻不穩定的“大廠”，有更多的畢業生投入到體制內，老師、公務員等工作變得炙手可熱。2022年，教資報名人數超過1000萬人，舒妍曾經就是其中的一員。2020年畢業后，她通過一系列筆試、面試獲得了教師編。清閑、穩定、離家近，上岸就是一片坦途——那時的她這樣想。

兩年后，她卻頂著賠付違約金、被扣留檔案的代價，逃離教育行業。兩年間，她經歷了些什么？希望和熱忱又是如何被種種無力改變的現象消磨掉的？

以下，是舒妍的講述——

我滿懷天真地，踏入一場孤立無援的噩夢

走進教室，我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有學生拿了粉筆沖上講臺，說：“哎呦喂，你這爛字還不如我呢。”我一愣，感到手足無措。

這是我走入這所鄉鎮中學的第一堂課。

《中學圣日記》

那是2020年9月，剛剛經歷了半年封控的我，沒有抓住大四最后的實習機會，對所學的工科專業感到茫然。畢業時，我聽從了家人的建議去考編，考上了銀行和教師的編制，那時身邊人都在對我說：“當老師好，輕松穩定，學校里環境單純，又有寒暑假。”

由于我所在的湖北縣城，鄉鎮學校的師資力量緊缺，年輕教師都要在鄉鎮學校待滿三年，之后可以轉入城區。我簽了三年的合同，被分配到了家鄉附近的一所鄉鎮中學教書。

在這里的初中當老師，不需要專業匹配，也沒有教學培訓，需要什么老師就要補什么缺口。學校想要安排我直接教初二的數學和物理，我說我沒教過，無法勝任，校領導回說，“那你怎么考上大學的呢？”最后，我選了語文和英語。

和我一起進學校的有另外兩個年輕老師，她們都和我一樣沒有教學經驗。最初，我們連怎么備課都不會，本來期待老教師帶著我們熟悉教學的流程，至少可以去聽聽他們的課，學習授課經驗。但我的聽課請求被果斷地回絕了，得到的回應是，“我的課沒什么好聽的”。

教育局下面的教學小組每個學期都會來學校，檢查作業批改、集體備課筆記和聽課筆記，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過集體備課，只能等到期末，有老師把材料發到群里，我們抄上。至于聽課筆記，都是我們三個新老師互相聽課記錄的。

當地一共有幾十所中學，這所中學的水平算是中等偏下的，但校領導對成績并沒有放松要求。平均分、優分率、低分率，如果考試成績不好會在分析會后批評老師。給足壓力，卻沒有給予任何教學資源上的支持，許多材料都要弄虛作假，我感到很無助。

讓我感到孤立無援的不僅是教學。和學生相處，對于性格溫和、從不與人起沖突的我來說，才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噩夢。

上課時，常常會有學生故意打斷我、下座位，在我提醒他們時，往往會遭到直接的辱罵或者白眼，他們使用的詞匯，是我前二十多年的生命里從未接觸過的。

稍有不合學生心意的時候，下課后，就會有一群男生在走廊或者樓梯圍堵住我，在我過去的時候突然大吼或者謾罵。有一次，在昏暗的樓道里，有個學生站在我身后，陰陽怪氣地說：“老師，你小心一點，別掉下去摔死了。”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從來沒有預料到，在成為老師之后，學生時代沒有遭受過的辱罵鋪天蓋地地涌向我。身為老師的我，感到被學生“霸凌”了。

深夜獨處時，伴隨著哭泣的是深深的自責。我那時覺得或許是因為我的課講得不夠好，以及沒有經驗，才會被學生欺負。于是我愈發想要改變，學校缺乏教學支持，我就去B站自己找網課來看，國家級的一師一優課、名師觀摩課、北京或上海的空中課堂……六點、五點、四點，我定的鬧鐘越來越早。

我還參加了教育局組織的培訓，主題是用愛感化學生，聽完后我備受鼓舞，和同事說起，同事哈哈大笑。

入冬了，我給所有住宿生都送了珊瑚絨襪子，把我的熱水袋和毯子借給學生一整個冬天，幫她們吹頭發、泡藥，給沒吃飯的學生買早餐，給家庭困難的孩子送書和文具，借衣服給衣著單薄的孩子，鼓勵缺乏自信的孩子。

做過這些后，孩子們的態度不能說完全沒有變化，但改變實在太過微小。

作為老師，看起來是更有權力的一方，但是對學生的約束力卻十分有限。他們并不害怕老師的批評，不在意學習成績或者其他同學的眼光，也不服從家長的管束。

學生知道有“控輟保學”的政策。為了保證義務教育的落實，如果有學生輟學，老師要反復上門家訪直到把學生找回來，不然會追究學校和老師的責任。他們會以此來威脅老師。有一次，我沒收了學生的手機，他就表示要回家不讀書了，讓我看著辦，不得已，我把手機還給了他。

學校里的其他老師也拿許多學生沒有辦法，那些有威嚴在的，要么身形魁梧，要么時常會體罰學生。搭班的班主任比我還要能忍，課后值日，本該搞衛生的學生在一旁聊天，只剩班主任自己在打掃。

我找很多學生談過心，問他們，如果現在不讀書的話，以后去干嘛呢？一些學生很自然地說，去打工啊，去我爸/我哥那個廠。

對很多孩子來說，比起讀書，進廠打工更具吸引力，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就像他們的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曾經所選擇的那樣。不僅可以擺脫繁重的學業，看到外面的世界，還能獲得一筆對現在的他們來說相當不菲的收入。

那些說畢業就要去打工的學生里，有一個讓我印象尤其深刻。他個頭很小，家在比學校更深的大山里，山路九折十八彎，旁邊就是懸崖，不時見到瀑布飛流而下。

我去家訪的時候，是家中的老人接待的我們。詢問他父親的名字時，他說，我不知道。我又問了第二次，還是不知道。我以為他是故意不配合，老人家忽然說，他沒有爸爸的。原來，他爸是外地人，他出生不到一個月，爸爸就跑了。媽媽去縣城打工，組成了新的家庭，而他就一直留在這里，跟著外公外婆長大。

我想著無論如何要拉他一把，但是他說：“我不喜歡讀，也讀不進去。外婆老了，畢業了我要去打工掙錢養家。”

我想起了曾經聽到的“生源”這個詞。生源不好，不僅是指成績不好，還指學生的素質以及家長的觀念意識。重視教育的家長，大多已經把孩子送去了教育資源更好的地方。留在這里的，要么對孩子的學習品行毫不關心，要么假裝在意，凡事只問成績。

我感到的落差，也許來自我在備考和入職前，對這份職業不切實際的期許。那時候的我，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受學生喜愛的好老師，關心和愛護學生，在他們犯錯時，用愛和耐心去感化，而不是板起臉來厲聲呵責。我會讓我的課堂充滿歡樂的笑聲，而學生，就像曾經的我自己，像電視里無數淳樸而又渴望知識的孩子們。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那一年夏天還沒結束，就有學生輟學離開了學校。他們家里沒出什么變故，就是不想讀了。后來，我在路上遇到過其中一個學生兩次。一次是初春，天氣還很冷，他穿著一條七分褲，小腿凍得青黑。一次是夏天，他獨自坐在街邊汗流浹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你不想做也得做，不然你試試。”

我第一次產生辭職的想法，是在剛來學校的第一個星期。

有一天，我在學校看晚自習，校領導給同事打電話，叫我們幾個年輕的女老師去KTV。我當時就嚇懵了，以上課為由推辭，被告知，“不去你就等著吧”。

我們三個新來的老師決定一起去，有什么事情就立刻跑。到了包房內，我看到了我們學校的校領導、一個小學的校領導和公安局的局長，我一句也沒敢唱，縮在角落里，最后找了借口溜掉了。

后來我得知，他們在當地不僅在教育系統里有權力，還勾結了許多其他系統的人。每次有領導來學校檢查，都會叫年輕女老師們去酒局招待，強行灌酒，我盡量能不喝就不喝。

這一切打破了我曾經天真的幻想，我想過要辭職，但是未滿三年服務期就辭職的代價很高，幾萬的違約金和檔案扣留，還要按照辭退處理。我當時咬牙忍了下來，回想起來十分后悔。

不久，校領導就開始把制作行政資料的重任交托給我。防近視臺賬、安全演練、法制講座、雷鋒活動、愛國衛生運動、清明掃墓，綜合治理……有些是假的，只好拿著連看都看不懂的標題和目錄，自己編寫。

紀錄片《他鄉的童年》拍攝了芬蘭的教育現狀/圖源：優酷

很多時候，檢查的資料來的又多又急。校領導會突然遞給我一個目錄，上面有一百多項檢查的清單，要我一兩天后就交材料。加不完的班，熬不完的夜，摞起來的資料比改過的作業還要高。

所有的資料背后都是檢查，各級領導輪番上陣。檢查不合格就會被通報批評，限期整改。做好了不一定有表彰，但做不好一定有懲罰。學校受到批評，校長是第一責任人，他只能把壓力施加給年輕人。在這里，年輕意味著更好欺負，更能壓榨。

為什么是我？我無數次地想過，大概就是因為我年輕。我想過拒絕，也這樣做過。得到的先是假意的勸解，然后是嚴厲的批評，不容置喙的拒絕、警告和威脅。“你們現在的年輕人就是吃不了苦” “我這樣是為了鍛煉你，為你好”“你不想做也得做，不然你試試”。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不覺得自己在當老師，而是在做學生。那些比我更大的領導像是我的老師，給我下命令，我就會像完成作業那樣，拼命地去做。

一天內趕出來的厚厚的一沓資料。/受訪者供圖

一次，為了趕一個特別急的資料，我沒有時間吃飯和上廁所，餓了就在辦公室里啃面包。做到凌晨兩點，回寢室又定六點的鬧鐘去上早自習。兩天的時間做了300多頁資料，可是往后，還有300頁在等我。

無數個難以成眠的夜晚，讓我的精力和記憶力都斷崖式下降。不知道從哪一天起，我不再期待初升的朝陽。

眼淚無法宣泄的痛苦，只能用鮮血釋放。當刀尖劃破肌膚，血液順著手腕流淌而下，我的心情也慢慢歸于平靜。我漸漸喜歡上了這樣的方式。對我來說，它并不是為了走向死亡，而是轉移痛苦，皮肉翻卷的傷口被反復劃開，那種尖銳的疼痛會讓你短暫忽略內心的沉重。

我也想過死亡，我期待著，假期返校的路上，我無數次祈禱往來的貨車穿過我的身體。但那時我還沒有勇氣，因為還有家人和朋友在等我。

我意識到我生病了，去了湖北省最好的精神科門診，看病、確診、開藥，所有的這些都瞞著家人，不想讓他們擔心。對于我微薄的工資來說，每次往返的路費加上藥費，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我本以為可以靠著藥物繼續茍延殘喘到暑假。

但學期末的時候，又一次臨時的檢查，當我沒日沒夜地趕資料，好不容易檢查結束，長舒一口氣的時候，忽然接收到了要做新資料的消息，繃緊的弦終于斷了。我獨自跑回寢室，吃下了一整盒抗抑郁藥。這一次，真的再見了。

《中學圣日記》

后來一個同事連夜把我送進了醫院里，洗胃、吊水、做心電圖。等醫生說我脫離危險之后，我又回到了學校里。在師資緊缺的地方當老師，最不能請的就是臨時的病假。特別是年輕老師，一個蘿卜一個坑，你走了，累壞的就是別人。

那一年里，我鼓起過勇氣和家人提出辭職的想法，但沒有人支持我。他們依舊認為這個工作很穩定，雖然工資不高，但有寒暑假。

當我把病情也向家人攤了牌，他們找了人，幫我換了一所學校。

和我一起走的有和我搭班的班主任以及幾位其他的老師，他們有的在鄉鎮學校教學年限滿了，可以進入城區學校，有的像我一樣調到了別的學校。

我沒有和任何學生或同事提前說起過這件事，第二年開學時，有關系還不錯的學生在QQ上問起我怎么不教他們了，然而，大多數學生早已習以為常，畢竟鄉村學校教師的流動和流失的數量都是巨大的。我們走了，又會有新的血液涌入進去。

那時的我以為自己只是運氣不好，被分配到了這樣一所學校，換一所風氣更好的學校也許會變好，為此還特意打聽過新學校。

我打算迎接全新的生活，下決心要嚴厲起來，不能重蹈之前的覆轍。

在新的身份里，我不想成為機械的執行者

這一次，我來到一所離城區更近的鄉鎮學校，學校在當地處于中等水平。在這里，我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身份——小學畢業班的班主任。

有了上段教學經歷的教訓，我學著在學生面前板起臉來。前兩個星期，進教室我都不會笑，自以為很兇。同事還是說我不夠嚴厲，學生不太怕我，但至少我沒有再被學生在課堂上謾罵。

這里的小學畢業班有寄宿生，起床時間比我高中時還要嚴苛。早上五點半起床，在寢室里洗漱，鋪床單、疊被子、把所有個人物品擺放整齊、擦洗臉池、掃地、拖地、倒垃圾。六點在操場集合，先聽領導訓話，然后開始跑操。

半大的孩子第一次離家住宿，很多連床單也不會鋪，被子實在疊不好的就團成一團，東西凌亂地塞在床底下。只能手把手地去教，一次、兩次，直到學會為止。有時來不及了，我就讓他們先去操場集合，自己在寢室里把被子疊好、水漬擦干、盆桶擺齊。

一天的工作就這樣拉開序幕。“要跟班，要管理，前面不管好，后面不得了”，老教師向我傳授管理的經驗。然而，在遵循學校規章管理的過程中，我常常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夾在兩種身份之間，我產生了一些懷疑和動搖。

小學的晚自習結束得很早，不到七點，孩子們就要回寢室洗漱、洗衣服。大約半小時以后，班主任查寢，催促他們趕快入睡。很多時候，我去查寢時，有些孩子去洗漱還沒有回來，還有些蹲在地上費力地搓洗衣服，我就站在寢室里，一邊和他們聊天，一邊等待。我看著他們兩個人一起擰干衣服，手忙腳亂地掛上窗臺。

直到熄了燈，我又看著他們僵臥在床上，百無聊賴。我當然知道七點睡覺不合理，但是我只能昧著良心一本正經地催促，都幾點了還不睡？想起來自己都覺得好笑。

我們學校是九年一貫制，一刀切的管理，使得學生在小學六年級開始，就在向中學的管理模式靠攏。作息時間是校領導制定的，我覺得很不合理，是他們的問題，但又不完全是他們的問題，很多年前就是如此，只是一屆屆沿襲下來了。

有些孩子慢慢適應了這樣的住宿生活，有些孩子卻久久難以忍受。我曾勸一些家長把孩子帶回家，但被拒絕了。他們認為這是一種鍛煉，可是小學生真的需要這樣的鍛煉嗎？

成為班主任后，午休時段是我最討厭的時間。對孩子們來說，這是不能自由支配的獨處時間——廁所要提前上好，水要提前接好，不能下座位、不能講話、不能挪凳子。活動的空間是一桌一椅，活動的范圍是趴或者坐。

我盡可能地為他們爭取自由的空間，在不發出聲音的前提下，允許學生看書、畫畫、做手工、做作業。至于我自己，不看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地回寢室，午睡也不踏實，生怕班上出了什么事。每個午休都像做賊。作為班主任，沒有時刻陪在孩子們身邊，好像就已經是最大的罪責。

有一天，午休鈴快響的時候，一個老師過來跟我說，你讓他們別寫作業了，只能睡覺，昨天中午你們班很吵。“吵”這個字一下子觸動了我的敏感神經。我沉下臉進入教室，詢問了昨天的情況，告訴他們以后如果中午還吵，以后午休只能趴著睡覺。

我回想起我的學生時代，中午沒有人要求必須睡覺，想做什么都可以。我爸每天騎著摩托車穿越半個小城接我回家吃午飯。我總是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打開電視，翻找零食。飯后也要一邊看著《成龍歷險記》，一邊拿著各色的小玩具，翻來覆去地搗鼓。中午放學和下午放學，是我一天里最快樂的時間，直到高中，都是如此。

《我們的世界》

走出教室后，我在心里反復回顧反思自己的行為。很多時候，我會想，其實學生并沒有錯，是我在慢慢地教壞他們。更準確地說，是規則與教條在束縛他們，而我，出于懦弱，不敢反抗，變成了機械的執行者。

年輕教師對于系統的不合理處更加敏銳，但如果嘗試去對抗外界規則，小則影響個人未來，大則影響家庭，在這里沒有由下至上的反饋渠道，感受到的只有無力。至于老教師，幾十年都過來了，他們往往會比年輕人更加緘默。

整個學校午休的紀律在慢慢變好，但是孩子們的一些舉動讓我內疚。有一次，有個男孩向我告狀，他說一個同學帶了橡皮泥來學校。

——你覺得帶橡皮泥來學校不對嗎？

——不對。

——她上課玩了嗎？

——沒有。

——下課玩也不對嗎？

——我們到學校來就應該認真學習的，帶這些來學校就會影響我們學習，就是不對的。

我當時心里很受觸動，只不過是一塊橡皮泥，在孩子的心里竟然已經有了對錯。因為學校強調認真學習和遵守紀律，所以不守紀律是錯的、帶跟學習無關的東西來學校是錯的。午休時間，睡覺是好，是對的。上廁所不對，說話不對，自娛自樂更不對。回家后，我和我媽說起這件事，心里很難受，我說，我覺得我把孩子教壞了。

《唇上之歌》

我不再強硬地規訓，而是盡可能地召開班會，讓大家民主討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讓學生做自由的選擇。

有小孩子帶小龍蝦來學校賣給同學，我召集大家進行討論。我們共同得出的結論是，養小龍蝦沒錯，帶它來學校也沒錯，這個同學做生意也很有商業頭腦，但賺同學的錢不對。

最后的決議是三只小龍蝦充公變成班級寵物，因為學校的環境不適合小龍蝦健康成長，周末也無人看管，所以委托一名學生帶回家飼養，定期在班上分享動態。孩子們最后都很開心，給三只小蝦都取了名字。

希望在他們心里，不再萬物都只有對錯，不再只有和學習有關的事是對，無關的就是錯。

不僅要授業解惑，我還要擔負保安和保姆的職責

學校里有四道鐵門，在保護孩子安全的同時，也阻隔了他們的出入。老師不受限制，但哪怕我走出學校，依然感到有一種無形的東西把我和孩子同樣禁錮在這里。身體可以暫時離開，心卻在原地。

《四百擊》

除了教學，班主任的事情還有很多。每次開會的時候，大半時間都在宣布班主任的工作事宜：晨午檢、通風、消毒以及統計學生的疫苗接種信息，組織孩子打疫苗，組織孩子一輪一輪的核酸檢測，統計家長的行程和疫苗接種信息。除了疫情防控，還有數不清的安全班會、告家長書、黑板報。

最多的時候，我一周開了三個班會，禁毒、防詐騙、防溺水。防詐騙的那次，要我們勸說所有家長下載反詐APP并截圖上報，有不會弄的老人，有不配合的家長，只能一次次電話勸說，家訪指導。開會的時候領導說，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但我不明白，為什么家長被詐騙，跟我也有關系。

在跟家長打交道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很多不可理喻的人。有孩子早戀，老師想通知家長來學校，家長說，老師在學校里敗壞他女兒的名聲，要老師好看；有老師催交伙食費，家長說要老師陪睡；有時統計信息，家長會劈頭蓋臉地罵：“學校一天天老是這些破事。”

雙減政策一出，課后服務推廣到全國，老師管束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多，管理的范圍越來越廣。

有些家長，慢慢失去了邊界感，好像只要和孩子相關的事情都是老師的責任。有孩子媽媽找到我，說孩子爸爸不顧家，和孩子交流少，老是見不到人，要我去勸他；有孩子爸爸找到我，把一袋豬肉塞到我手上，讓我轉他錢，不然他沒錢給孩子交飯費；有家長找我，說孩子周末在家玩手機，我說少給孩子玩手機，他說沒有時間陪，只能把手機給孩子，拜托我多給孩子做思想工作，不然他眼睛都沒用了……

有一次，家長舉報學校食堂中午給他的孩子打飯，只打一根土豆絲，教育局打來電話，讓校長去處理好，校長道歉，要每天把他的孩子的飯拍照發給家長。

校長總是說，要包容和體諒家長，教師是服務行業，一旦得罪了家長，就會流失學生，損害學校聲譽。所以這樣的事總是冷處理，最后不了了之。

舉報老師和學校的電話卻日漸多了起來，有投訴孩子在學校里摔了，老師沒監管到位的，有投訴作業太多做不完的，也有投訴作業太少，孩子成天玩的。投訴越多，會議開得就越多，對孩子的限制也就越多。

當老師之后，我感到許多規定的束縛與不合理之處，像嚴苛的午休，違背常理的作息時間。但后來我也發現，學校的初衷不是為了磨滅孩子的天性，有時甚至是無奈之舉。

現在和過去教育環境的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權責發生了轉移。過去中午放學，午休時學生待在家里，監督的責任在家長，幾個人監督一個孩子，或者至多一個人監督幾個孩子。這就保證了孩子不論是看書、娛樂還是休息，都有安全保障。現在學生中午在學校，管理權移交給了學校和老師，責任也同樣發生了轉移。

可是老師也只是人，一個人同時監管幾十個孩子，怎么在保證安全的同時給予每個孩子充分的自由呢？監管的時間變長，但老師的人數沒有變多，而家長和社會對孩子的安全更關心在意，一刀切的管理也不難理解。追溯起來，午托課后服務，學校的責任變重了，其實是因為家長的責任減輕了。那家長的時間和精力流向了哪兒？大概是為了討生活。

《我的解放日志》

長期的精力透支和內心的不自由，讓我的病情再次反復。我在深夜爬上窗臺，在課間悄悄回寢室割腕。復診的時候，醫生建議我立即住院，可是哪來的時間住院呢？后來，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我都逼自己先做一個選擇，要么立刻死，要么繼續上班。

這一年，沒有校園霸凌，沒有行政工作，也沒有無數次加班到凌晨，生活看起來還算平穩，但我下定了辭職的決心。

我的痛苦確實來源于這個職業，但不只是那些不合理的規定與現象，而是方方面面。我不喜歡嚴厲地批評和管束學生，壓抑孩子的天性，我不喜歡上下班沒有界限，隨時都有家長的消息電話闖入我的生活，我也不喜歡起早貪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工作。

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但是我覺得現在的我們，除了授業解惑，還要擔負許多保安和保姆的職責。孩子在這里被束縛，我也同樣不自由。

這一次嘗試，讓我意識到換了一所學校，也沒什么差別。有人說，城區的學校會好一些，可我也是城區的學校出來的，雖然生源會好一些，但是形式主義的工作、壓抑學生天性的管理模式都是一樣的。

我后悔沒有在第一次產生辭職想法的時候就果斷離開，如今辭職的代價沒有變，還多付出了兩年的時間。扣除掉違約金，我的積蓄不多，未來一片迷茫。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想做什么。

我之前還想過如果考研，我會考教育學或者學科教學的專業，去做一個學過專業知識的老師。但是從教兩年，我不僅不想再做老師，也不想再進入任何編制系統了。

我最大的收獲是勇氣。兩年前，我不敢離開家獨自去面對外面的世界，不敢去陌生的城市發展，有了這段經歷的磨礪，我不再膽怯了。

我喜歡在課堂上給孩子們傳授知識的感覺，也曾為他們的小禮物和贊美而感動欣慰，但我也下定了決心，要在這個夏天離開。

（文中舒妍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經典 （ID：Thinkingdom），作者：Sherry